历史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诞生记》

历史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诞生记》内容如下：

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代表及各方面有关人士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关于国名问题，他解释说：在中央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周恩来进一步说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政协组织法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领》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在提交全体会议的文件里，新的国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在9月22日全体会议上，就政府组织法草拟过程作出说明。

要不要简称“中华民国”

对国号争议最大的是简称问题。正如黄炎培、张志让的条陈中所指出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中华民国”这个称谓。在政协讨论时，一些代表提出，应该将简称写入《共同纲领》，这是个习惯称谓，写进纲领可以照顾到统一战线中的各个组织。但更多代表认为，“中华民国”代表旧中国的统治，新中国应是新民主主义的，反对将“中华民国”简称写入《共同纲领》。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后，尽管会务繁重，周恩来还是于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宴会，邀请20多位政协代表参加。他们大多是70岁上下的老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善培、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

宴会之前，周恩来先讲了开场白。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作“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首先发言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3年之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周善培是位前清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他态度坚决地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81岁高龄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听不懂北方话，由其秘书司徒丙鹤陪同参加新政协。这次，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译给他听。听到此，司徒美堂猛地站起来，要求发言，只听他说：我也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

接着，他又激动地说：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的这番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言毕，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法学专家沈钧儒又从法学角度作了阐释：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立国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

当天发言者18人，有16人主张不用简称。最后，周恩来表示，要把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报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1949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自此，新中国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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