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国号演变中的历史密码》

历史故事《国号演变中的历史密码》内容如下：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这首《中国历史朝代歌》，大概是一代人对中国历史朝代最朴素的记忆。纵观中国历史各朝代的国号，春秋时候的强国如晋、齐、秦、宋、楚、鲁、吴、越，战国的强国如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些国号以后会一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

三国时代的魏、吴，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前燕、后赵、成汉等许多国家，乃至于我们通常认为是大一统朝代的晋、隋、唐、宋，这些国号，一眼望去，大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国号的翻版。

而自宋以后，封建王朝最后三个大一统朝代，大元、大明、大清，这三个国号，则别开生面，清新脱俗，不大容易在历史上找到渊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国号的演变中蕴藏着怎样的历史密码？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国号？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

那些随心所欲的国号起源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诸侯联军在牧野和商朝军队展开决战，商朝灭亡，周朝建立。之前，周弱而商强，战争打得相当艰苦，据《封神演义》讲，还有很多神仙参战。所以周朝建立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分封诸侯。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之所以重大，在于它第一次在法统上承认并确定了各诸侯国的国号。在此之前，像“齐”“鲁”“燕”“宋”这些名号，也不是没有，但起源十分随心随性。以图腾为名，以姓氏为名，以部族为名，以居地为名，什么样的都有，而且往往互相掺杂。

周朝自己这个“周”字就是很好的例子。“周”字在甲骨文中的形状，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周部族的始祖后稷，本身就是农耕之神。但这一部族正式以“周”为名，还要等到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古公亶父）率领部族移居到岐山以南的周原为止。周原顾名思义，是很好的平原。在他们迁移到周原，“定国号为周，粗皆国家雏形”以后，他们也可能再移居到别的地方，起别的名字。但既然一跃打败了商朝，成为天下诸侯的共主，这个“周”字从此就有了合法性和权威性。从此以后，不管周朝的重心几度变化，都城从镐京迁到洛邑，这个“周”字就此屹然不动。

而被周朝灭掉的商朝，国号比较公认的来历是图腾。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字在甲骨文里的图像就是一只鸟。这个部族因此以之自命，称自己为商人，他们受封的土地称为商地。

周的始祖后稷和商的始祖契，都是身份显赫的大贵族。相形之下，楚的来历要草率得多。楚，又称荆楚，本意是荆条。据《清华简》，楚国祖先的生母难产而死，以荆条捆缚下葬，国号“楚”字由此而来。

总而言之，很乱。

历史传承的复杂综合体

周朝分封诸侯，在长达八百年的时间里，天下皆以周为共主，这就是秩序。即使我们知道周王在后期也就是吉祥物，但有吉祥物的秩序，也好过没秩序。

但诸侯制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副效果，就是在传承数百年以后，诸如齐、鲁、秦、晋等各大诸侯国已经各自成为足够大的独立个体。它们拥有明确的地理疆域，有足够的内部认同和向心力，国民也形成区别于别国的独特特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关中）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南楚好辞，巧说少信”，虽然是不折不扣的地图炮，但如果翻译成山东人厚道有文化、四川人讲安逸、徐州人脾气大、两湖人狡猾会做买卖，即使到今天，也未必不能忽悠到拥趸。

到这个时候，这些诸侯国的国号就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字，而是包含着地域、人文、历史传承的复杂综合体。即使这个字具体代表的部族已被取代，国家已被消灭，这个字的意义仍然在，并且将一直传承下去。春秋战国以后，这些字被新兴的国家和朝代一次又一次沿用，根源正在这里。这种传承，甚至直到今天。今天的山西省简称“晋”，山东省简称“鲁”，而“燕赵子弟”“齐鲁大地”“惟楚有才”等一系列的词语，至今仍时常见到。

所以当秦完成统一，建立帝国，国号定为“秦”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按套路的都活不久

当然有一些人，例如刘邦，不管怎么够，他也够不着这些动辄传承数百年的高贵的国号，他只能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打出基业。拿下沛县，自立为沛公。打下巴、蜀、汉中，被封为汉王。刘邦称帝以后，他的王朝叫作汉朝，即由此而来。刘邦这个“汉”则是偶然事件。当时他要被封为别的什么王，国号也就跟着跑了。

好在汉朝虽然没什么历史渊源，但足够强大和长久。放眼中国历史，汉朝也是最强大最有凝聚力的朝代之一，以至于今天我们的汉族，用的也还是这个“汉”字。

刘邦即位之初，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潜在影响尚在。除了项羽家族是楚国贵族，张良是韩国贵族，魏豹、魏咎弟兄是魏国贵族，田憺、田横兄弟是齐国贵族。但西汉王朝绵延两百余年，到了西汉末年，各诸侯国的影响已微乎其微。这个时候，游戏规则再次变化。以后的王朝国号由来，大致有两个渠道：第一是继承；第二是源于封邑和爵位。

但还有第三，第三就是不按套路。比方王莽的新朝。所谓“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话可以这么说，问题是立新是不是就要代表国号叫作“新”。魏之代汉，晋之代魏，都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建立合法性的阶段，在此之前，通过先称公再称王的步骤，都已经培养足够亲信，打击足够异己，易言之，已经属于天下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直到失败，王莽也没想清楚，他之前执政的合法性恰恰是剽窃自被他取代的汉朝，而取代汉朝之后巨大的反震，不是他这个仓促而成的“新”朝顶得住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王朝禅代，国号变迁，如过江之鲫，但大体上仍然延续我们所说的两条规则。刘裕祖籍彭城，春秋时属于宋国，晋室封其为宋王，他建立的王朝即为宋。萧道成是刘宋王朝的齐王，萧衍是南齐的梁王，陈霸先是南梁的陈王。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隋唐。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北魏的随国公，因为“随”字不大吉利，于是改为隋。而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的唐国公。

然后，规则再次改变。

一个更不讲理的阶段

一般认为，中国的贵族门阀政治，始于两汉，兴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始衰，在唐末基本消失。这个趋势反映在国号上，就是唐朝以前，王朝的合法性尚可以由禅让和继承取得，以后则更加看重个人功绩。唐以前的王朝建立者多为沿袭数代的权臣贵族，即使像刘裕这样的草根皇帝，祖上也能扯到汉朝宗室。唐以后的王朝，则多以武力强行攻取。之前所注重的传承，传承所衍生的繁文缛节，已被实力所取代。南北朝虽乱，前后还有160多年。而五代五个朝代纷纭轮转，总共不到60年。

这么短的时间里，国号所蕴含的合法性可想而知。《让子弹飞》里有句台词，搬到这儿很合适：“反正我就想当皇帝，什么国号，我无所谓。”

到了这，从春秋战国以降，这些国号中蕴含的法理和正统性就已经微乎其微。还知道往上捯一捯，沿用一些传统字眼，五代的皇帝们已经不错了。毕竟同时期，辽国已经出现了。辽国的国号从契丹到辽变了若干次，说法也种种不一，有说契丹乃镔铁之意，有说乃部族之号，有说辽乃辽水之意，有说乃辽远之意。总而言之，人家高兴自成一派，不往春秋战国寻根也是情有可原。毕竟人家是少数民族，说实话，找也找不着。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沿用传统国号的大一统王朝。宋太祖赵匡胤号称历代帝王武功第一。他这个“宋”字，源于曾任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宋州。这也是最后一个以封邑为国号的王朝。虽然已经很勉强，但至少知道从何而来。因为国号即将进入一个更不讲理的阶段。既然我们可以随便叫，那我们就真随便叫了。

元朝的国号是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这名字虽然不按套路，然而出自经典，毕竟煌煌正大，一般情况还真不好克它。元末义军首领徐寿辉别出蹊径，把自己的国号定为“天完”，两个字各压大元一头，思路十分清奇。

明朝国号大明，清朝国号大清。这两个国号和大元加起来，又引发出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按惯例，我们把这三个朝代分别称为元、明和清，而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大元、大明和大清才是它们的正式国号，“大”字不能省。由此引发的讨论还很激烈。

说到底，任何一个王朝想要长久，还是要解决为什么人建立、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则国号叫什么，并不重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则国号再吉祥，也迟早会出问题。

晚清有位大臣徐桐，是着名的保守派。其时西学东渐，开风气之新。但这位打死不信世界上会有叫“西班牙”“葡萄牙”的国家。所谓“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而同时他又对“美利坚”“德意志”等国名嗤之以鼻，认为美化了洋人。

徐桐死于1900年，千年变局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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