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政治元帅”罗荣桓》

历史故事《“政治元帅”罗荣桓》内容如下：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人民军队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离不开部队政治工作者的身体力行。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一个人，“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是个“可以一辈子共事的人”。这个人就是“政治元帅”罗荣桓。

干部如何树立威信

1928年3月，罗荣桓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3营9连党代表。当时连里几个调皮的战士给所有连干部都起了绰号，新来的罗荣桓被叫作“大脑壳”。连长听到后很恼火，把那些战士狠狠训了一顿。罗荣桓表示，自己虽然不赞成起绰号，但绰号并不会影响干部的威信。那么，干部的威信如何确立？罗荣桓的回答是，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他在工作中首先为自己立了很多“规矩”：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冲锋时，他和连长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撤退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查铺时，他会将战士们蹬开的被子盖好；每逢连队发零用钱的日子，他和连长、司务长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坚持工作，但战士病了，他嘘寒问暖，还吩咐伙房做病号饭……没过多久，罗荣桓就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大脑壳”的绰号再也没人叫了。

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1928年初冬的一个傍晚，突然刮起凛冽的寒风，9连4班借住的老乡房子又潮又冷。有个新战士见大家冻得瑟瑟发抖，就向班长黄永胜建议抱几捆老乡的柴草回来烤火，黄永胜说，“老乡的东西不能动”。但是，这个战士没把班长的话放在心上，很快从老乡院里抱回一捆柴火。黄永胜让这名战士赶紧把柴火送回去，战士不但不听还顶起了嘴。一气之下，黄永胜打了这个战士一个耳光。第二天一早，连党代表罗荣桓听说“黄永胜打人了”，立即找来黄永胜。黄永胜刚一进屋，罗荣桓劈头盖脸就问：“你何事打人啊？”黄永胜急忙辩解：“那个战士违犯了群众纪律，又不服从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罗荣桓反问：“这么说来，你打人是对的喽。”停了一会，他又问黄永胜：“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好？”黄永胜一时答不上来。罗荣桓又问他：“如果你是当兵的，犯了一点错误，班长动手打你，你的心里会好受吗？”见黄永胜低头不语，罗荣桓耐心地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你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要打人了。”一席话，让黄永胜心悦诚服。

三年“变”出百万大军

“上马能挥刀杀敌，下马能春风化雨。”罗荣桓的“春风化雨”往往能化作巨大的战斗力。

解放战争爆发时，新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算上地方部队，不过27万人。到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的总规模已发展到150万人。部队越打越多，罗荣桓功不可没。他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其一，吸收翻身农民入伍。当时很多地区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蒙蔽，起初并不相信共产党的军队，部队扩充很难。罗荣桓严格落实土地改革政策，坚持把剥削者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极大提高了千百万翻身农民参军的积极性。当时的松江省（编注：旧行政区划，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在刚刚动员了3万人参军的情况下，又接到了再动员5万人参军的任务，由于严格落实土地政策，最后实际招收了5.7万人。其二，建设二线兵团。针对东北当时的社会实际和军事斗争的需要，罗荣桓决定成立大批独立团作为二线兵团。这些二线兵团的标准是，每个独立团为2500人，第一期计划组建40个独立团。到1948年3月，东北解放军又一次整编时，第一批成立并已训练完毕的独立团已达88个、22万人，其中大部分补充到了主力部队。到辽沈战役前夕，二线兵团已达164个团、37万人。其三，吸收、改造、任用“解放战士”。在历次战斗中，东北人民解放军俘虏了数十万计的国民党军官兵，其中一部分俘虏参加了解放军。一些“解放战士”战斗经验丰富，军事技术过硬，但不可避免地带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为此，罗荣桓通过“诉苦”运动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教育，成功让这些人改掉了不良习气。他还大胆提拔了一大批军事技术过硬的“解放战士”，让他们在二线兵团担任军事和技术骨干，极大激发了这些“解放战士”的革命热情。

对敌发动政治攻势

军事斗争是军事的较量，也是智慧的对决。1942年后，侵华日军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他们企图凭借局部战场上的暂时胜利，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挑拨抗日军民的关系，瓦解抗日军队。罗荣桓仔细研究了敌人的阴谋，提出今后的斗争“以政治攻势为主”。这个政治攻势，正是红军时期以瓦解敌军为原则的政治工作的发展。换言之，今后的对敌斗争“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反敌人特务斗争问题”。

通过“神经战”和“心理战”等手段瓦解日伪军。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根据地普遍采用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瓦解伪军政人员。这些人，如果有谁做了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个红点；反之，就给他记个黑点，将来惩治他。抗日军民先将这种办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死硬分子，坚决给予打击。根据地各分区还开展了“唤子索夫运动”，即先对伪军家属进行登记，经常召集他们开座谈会，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动员他们劝说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另一种策略是，在伪军内部物色目标，与其交朋友，使其为我所用。对于一般伪军，抗日政府制定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归伪军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颁发伪军“归来通行证”。这项工作无疑是成功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山东根据地就瓦解伪军7000余人。在对伪军进行“神经战”和“心理战”的同时，罗荣桓并未放松对日军的瓦解工作。当时，山东根据地有一大批日本反战人士和朝鲜反日人员。他们经常用日语向敌人喊话，或利用敌人电话线路讲八路军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有时，他们深入到敌占区写标语、发传单、画漫画。此外，每逢日本的传统节日，这些人给日军的据点送宣传品、慰问袋，有力地促进了日军官兵的思乡厌战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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