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清朝地方大员报销有多难》

历史故事《清朝地方大员报销有多难》内容如下：

光绪七年（1881），50岁的云南巡抚杜瑞联心情郁闷。云南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已经延宕近二十年，杜瑞联在五年前来到云南，看到的是满目疮痍。杜瑞联积极恢复生产，搞垦荒、开铜矿、打盐井，开支不小。可此前几年打仗的军费，朝廷还没报销，而边境那边的法国人蠢蠢欲动，眼看着又要花钱练兵，抚台大人的心情怎么能好呢？

坑人的报销制度

清朝的报销制度，对此时的地方官员而言实属折磨。清朝地方财政收支的大头要经过户部审核，地方的财权非常有限。地方官需要先把开支造册，按门类送交户部，经过户部审计后交给皇上签字，然后转给户部一个批文，这笔钱就能报下来了，有时候涉及养兵和工程决算的，还要去兵部和工部报销。这个流程本身并不复杂，但效率很低，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乱”的军费，到了康熙晚年还没结清楚，等于六十多岁的康熙帝还没给手下人报销完自己二十多岁时候的军费。

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军费开销逐渐变成了一笔糊涂账。战时各地都要用钱，地方实在没有精力及时将军务开支统计造册送交北京，奏销时效逐渐从每月上报变成半年一报。杜瑞联手上的这笔报销，已经拖了七年之久，款项达到一千两百余万两白银。这些还只是统计层面的困难。

清朝在报销上有一条潜规则，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简单地说就是要行贿。地方官上交报销单据，户部审计，皇上签批。看上去各司其职，流程不复杂，但决定地方官报销成功与否的唯一关窍实际在户部，户部是唯一的财务审核部门，他们审计过的清册才会交给皇上，皇上一般直接批准。而户部又是一个复杂的机构，下属的司级部门有十多个，编制上就有三百多人。大部分户部官员缺乏统计学专业知识，而编外的书吏，虽然在官僚体制中地位低微，连正式工资都没有，但这批人往往熟悉户部审计流程，审计事务实际上是这些人操办的。这下可就麻烦了，这帮人公开索贿已经形成惯例了，直接明码标价，按报销额度抽成，管你是巡抚还是总督，来我这里都得雁过拔毛，有时候地方军需费用还涉及兵部吏部和工部，那都得备一份，否则你上交的清册是绝对审不过的，这笔钱叫作“部费”。

左宗棠那是何等心高气傲的人，报销的时候照样被索贿，气得他大骂说：

吏、兵两部，近时皆书吏持权，司官画诺，以部费为准驳，系铃撞钟，任其所为，情状颇异从前……人心嚣杂，督抚莫可如何，乃冀其实心整理，俾吏治、军政日有起色，何由致之？

可是书吏也有话说的，你这报销不能乱报，得按规矩来。都是老书吏了，挑你个格式错误还不是手到擒来，你要是没有门路送钱，这账就销不了。

一次用心良苦的报销

晚清时期，孝敬书吏的“部费”比例一般是1厘左右，在1%上下，也就是说杜瑞联这笔军费，必须额外拿出部费十万多两才能报下来。杜瑞联为此愁眉苦脸，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粮道崔尊彝，此人负责云南全省的粮食收支和军粮筹措，又兼任了云南善后局总办，负责云南战后重建工程，都免不了要和户部打交道，熟悉内情，否则这笔部费都不知道交给谁。

崔尊彝找了个帮手，他认识一个即将升官的官员潘英章，正好要去北京办手续，崔尊彝就让他先去北京打前站，等打听好门路了，自己再亲自带着十几万两银子北上，这种打通门路的行为在古代官场叫“关说”。这十几万两银子也不用他亲自从云南背到北京，当时已经有支持异地存取的银号了，在云南把银子存到银号里，拿着银票来北京拿就行。

崔尊彝不负所托，到北京一路银票开路，先找到军机章京周瑞清，又托他和户部堂官王文韶打了招呼。王文韶当时就有几个外号，比如“琉璃球”“油浸枇杷核子”之类，可见此人油腻圆滑、八面玲珑，崔尊彝等人走通了他的关系，意味着他们有了与户部讨价还价的资格。负责审计的人要价十三万两，崔尊彝要求降价，户部当然不愿意，双方僵持不下。这时候出自慈禧太后的一项人事任命打破了僵局。

原来，阎敬铭回到北京了，慈禧太后任命他为户部尚书。阎敬铭原本就是户部的老人，在户部干了十多年，又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担任湖北粮道，干的是和云南粮道崔尊彝一样的活儿，熟悉地方军需报销，是当时有名的理财专家，户部这些伎俩根本糊弄不了他。在此之前，阎敬铭在山西负责赈务，他面对的灾情就是着名的丁戊奇荒（特大旱灾饥荒）。和王文韶那些滑溜溜的外号不同，阎敬铭被后人称之为“救时宰相”，但在当时还有一个更着名的外号——“阎王”。在山西，阎敬铭杀伐果断，对贪墨赈灾公款的贪官毫不留情，山西官场大动，声名直震京华。

阎敬铭在山西的官服都是褡裢土布，看到手下穿绸子当场罚款，而罚款的银子一分不少拿去赈济灾民，这样的人要是回到户部，手下书吏还能糊弄得了他吗？糊弄不过去的时候，这些书吏还能靠贿赂来平事吗？于是户部上下，急切想在阎敬铭上任之前让这笔部费落袋为安，最终同意降价。最后，户部收了八万两银子，让这笔云南军费报下来了。

就这样崔尊彝等人任务完成，开开心心回云南了。但这件事没有了结。就在崔尊彝等人离开北京不久，钦天监报告，连续四个月出现彗星，这颗被后世称之为1881年大彗星的天文现象，让当时朝中的官员紧张不已，因为彗星光芒刺眼，出现在西北方向，醇亲王奕譞连忙拉上工部尚书翁同龢，说这彗星太吓人了（“其光可骇”）！翁同龢作为醇亲王亲儿子的师傅，也没出面劝导，他当时身体本来就不舒服，说自己“因星变兢惕，串凉热，痰中血沫，筋骨软，健忘更甚”，头疼脑热记忆力衰退，这下找着原因了。朝中官员如此，朝廷只得下令要好好反思，“星象示儆，君臣交戒，恐惧修省，以格天心”。还特别说明，要“凡有言责者尤当直言无隐”，你们这些御史言官别藏着掖着了，赶紧帮朝廷反思啊。

很快，就有御史弹劾军机章京周瑞清，矛头直指王文韶等人。朝廷很重视，先后派出刑部尚书潘祖荫、理藩院尚书麟书等人调查，又把新任的户部尚书阎敬铭拉了进来，醇亲王、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人参与会审，崔尊彝、潘英章被抓回刑部。那笔部费已经被户部私分，很多去处查不出来，要说就是说给上头送去了，当时官场，过冬要送“炭敬”、过节要送“节敬”、官员离京送“别敬”，处处有用钱的去处，碰巧此时崔尊彝恰如其时地病死了，这件事就死无对证了。最终，翁同龢发表中肯言论，慈禧停止了对炭敬等官场潜规则的追查。受贿的户部云南司主事革职退赃，牵扯其中的大小官员降职、罚俸。

案件轻轻落下，但闹到这个地步，这报销的法子必须得改改了。在新的报销办法中，报销流程得到了简化，特别规定，报销细册必须由司员逐册核算，不准交给书吏私自核算，户部还要复核。

本案的牵扯官员中，清流派大出风头，但很快就在随后爆发的中法战争中受到重创，在本案中表现高调的张佩纶，在法国军舰开进闽江口后仍不准福建水师应敌，坐视海军失败。阎敬铭进入军机处，进入权力中枢，但很快因为反对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又被排挤了出去。翁同龢倒是顺风顺水，在户部尚书任上干了十多年，因为甲午战争失败而饱受诟病。倒是王文韶在几年后东山再起，来到了当年云南报销案的起点昆明，当上了云贵总督，后来又进入军机处。从此，他更加圆滑，直到1905年才以75岁高龄从军机处退下来，三年后病逝，反而成为这次报销案件中在政坛活跃到最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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