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图省事”的管理法是怎么毁了元朝的》

历史故事《“图省事”的管理法是怎么毁了元朝的》内容如下：

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能够享受到这些“好处”，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直到元朝灭亡后，逃往草原沙漠的北元宫廷中仍有不少江南地主愿意追随，而在江南地区也一直有人怀念所谓的“大元宽仁”。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一直备受争议的元代“包税制”。

1237年，西域商人第一次向窝阔台提出包税的请求，想用140万两白银包买全国课税。1239年，色目商人再次向窝阔台提出了包买天下税收的请求。这次，他提出了让大汗无法拒绝的价码——220万两白银，因为当年朝廷总税收才100多万两白银。对元朝统治者来说，这显然是个难以拒绝的价码。于是1240年，这位色目商人被任命为诸路课税使，统管国家十路课税所。

对于元朝来说，他们的主要财源并非农业税，而是盐税和商税。朝廷对农业税的轻视，对地主集团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但对普通农民来说可能就并非如此了，因为问题出在“包税制”上。首先，元朝统治者只关心分摊下去的税收指标能否完成，并不想操心其他事情。然而，那些包税人则不同，他们在获得征税权力后，必然想要获利回本。于是，就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大地主们联合官僚和包税人，随意向其他小地主和农民摊派税收指标，而他们自己却无需缴纳赋税，甚至还能从中谋取利益。例如，福建崇安县的每户小农平均要负担原本应负担徭役的五十几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况在江南各地竟然普遍存在。

其次，即便按照田亩来征役，大地主也能巧妙地躲避。这导致了实际赋役极度不均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元朝灭亡也没能解决，甚至成为元朝灭亡的导火索之一。例如大地主瞿氏，其霸占的土地每年仅征收的税粮就多达一百七十余万石，引起了贫苦百姓的强烈不满。百姓们强烈要求朝廷核查，但江浙行省的检校官王艮却以“恐生民乱、引发社会动荡”为由推托执行。

显然，这些人与包税人利益一致，能满足他们的利益才是第一位，至于普通百姓的生死，他们才不会关心。而人的贪欲又是无止境的，据记载，天历年间（1328—1330）的苛捐杂税比忽必烈时代增加了二十倍。到了元代末代皇帝顺帝时期，大量已经破产的农民仍然要交税，无法交税的农民则要面临严酷的刑罚。而那些兼并了大量土地的地主集团，则享受着“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的优待，对于这些人来说，当然要感谢大元的“宽仁”，但对其他人而言，这种“宽仁”无异于地狱。

然而，元代的这种“宽仁”最终也给自己带来了毁灭。根据《元史·刑法一》的记载，当时的贪官污吏徇私枉法，凶顽不法之徒屡屡被赦免；得到元朝政府支持的僧侣（或官员）无节制地释放囚犯，引起了普通农民的严重不满。仅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就查处了赃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款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冤案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而这，只是元代社会黑暗的冰山一角。

而最荒诞的是，据《元史》记载：一个叫范孟的开封杞县人，假传圣旨，竟然一下杀掉了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禄帖木儿、廉访使完者不花等一大批高官，虽然他后来也被“捕诛”，但是可以想象元代的整个社会体系已经到了何种境地。当时百姓童谣都说：“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将奈何？”

正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地主豪强和贪官污吏把老百姓都逼上了绝路，所以元朝修黄河修得“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不过更离谱的是，面对全国的起义，元朝统治者采取的方法居然还是以“招安”为主，不但张士诚、方国珍等先后被招安，就连朱元璋也曾差点被招安。

元代的“宽”由此可见一斑，只要老老实实纳税，哪怕造反都能通过招安解决。然而到了元末，腐朽的元朝朝廷已经无力压制群雄并起的局面，最终在全国大起义的浪潮中彻底走下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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