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黯淡的流星》内容如下:
《报任安书》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书信之一。但司马迁在信中只管吐露自己的心曲,好像并不在乎收信的任安是什么人,结果,也就让任安成了一个非常有名又非常没有存在感的人。
任安出生于河南郡荥阳县的一个贫寒人家。
荥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荥阳,当时是天下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繁盛的县之一。这里有许多豪族大姓,所以寒门子弟若留在本地,没什么出头的机会;这里又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所以即使是生活困苦的人,只要留心观察打听,也可以获得丰富的资讯,培养广博的视野。
任安知道,要想成功,必须离开家乡。和很多人一样,他想到天下的中心长安去。他穷,凑不齐路费,不过有钱人去长安,也需要人赶车,于是任安就作为一个车夫,来到了长安。
长安城不知道聚集着多少心怀梦想生活困窘的人们,望着未央宫巍峨的北阙,很多人都会讲起这样的故事:有人早上在那里上书,提出自己治国的主张,晚上就被皇帝接见,获得高官厚禄。
这样的传奇故事,会被司马迁关注,写进《史记》里;但这样的好运,并没有发生在任安身上。任安终于还是决定离开长安,但也绝不能回家乡去,他作了一个常人想不到的决断,去扶风郡西部边界的武功县(今陕西武功)。
任安这个选择,非常聪明。家乡根本不会给你机会,长安城人才太多竞争过于激烈,武功就不一样了。当时武功是个小县,没有豪族,这意味着人们的起点比较平等;这里又是褒斜谷道的出口,也就是关中和汉中的一个关键联结点(后世的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就从这里杀入了关中),这意味着治安不会太好,不法分子很多,相应的,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也会比较多。
很快任安谋得了“求盗、亭父”的职务。众所周知,本朝的高祖皇帝刘邦出身卑微,不过是泗上亭长,而亭长这样的体制边缘人,也拥有两个副手:一个叫求盗,工作是逐捕盗贼;一个叫亭父,工作是开闭扫除。不管这份工作在公卿大臣眼中有多么不值一提,在地方百姓眼中,事实上这是颇有权威的角色。后来任安又因为出色的表现升任亭长,然后又取得了更好的名声。
正因为地处荒僻,狩猎仍然是武功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往往是全城男人一起行动。组织捕猎的时候,任安总是能根据人的体能强弱,分配合适的工作;分配猎物的时候,任安又非常公平。武功人因此信心大增,彼此说:“无怂也。”怂是惊惧的意思,就是有任安在,不用担心突然遇到猛兽,也不用担心为争夺猎物引发争端。任安还展示出过人的记忆力,行动时少一个人,他立刻就会发现。
总之,如果上战场,看来他会是个优秀的指挥官。就这样,任安又几次升职,甚至做到了县长。如果留在家乡,任安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只可惜,大人物一个任性的举动,足以让任安的努力瞬间归零。
汉武帝出巡,任安没有能够做好接待工作,被免职。不过任安也许还是应该感到庆幸,对大汉地方官来说,汉武帝出巡向来是生死关头。听说皇帝来了吓得自杀的,没下定决心自杀因此被汉武帝处死的,绝不可一二数。不管怎么说,任安命还在。所以,要想再次出头,还是要去长安。
任安第二次到长安的遭遇,被褚少孙写得非常生动传神。褚少孙说,任安做了卫青的门客,于是结识了田仁,两个人“同心相爱”。但卫青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门下有这样两个人才,让他们遭到了很多羞辱。后来,汉武帝让卫青推荐几个门客到宫里来做郎官,卫青推荐的都是家里有钱的。幸亏来替皇帝选人才的,是着名的酷吏赵禹,他眼光如炬,发现卫青推荐的人仿佛穿上漂亮衣服的木偶,于是重新自己挑选。最后赵禹指着田仁、任安说:“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卫青虽然很不乐意,但也不能阻止他们二人入宫为郎了。
当时司马迁在汉武帝身边任郎中,任安、田仁做了郎官,也就成了司马迁的同事,三个人就是这时结下的友谊。但是,褚少孙所写的,很可能不是事实。《史记》卫青和霍去病的传记里写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北伐匈奴取得大胜之后,汉武帝明显偏爱霍去病而冷落了卫青,所以很多卫青的故人和门客,都离开了卫青去投靠霍去病,然后往往就得以加官进爵,但是,“唯任安不肯”。作为任安的朋友,司马迁的记录当然可信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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