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文人的骨头》

历史故事《文人的骨头》内容如下：

躲进剡溪山村的张岱也没能顽抗到底，在浙江学政谷应泰的荐举下，终于出山，参与编修《明史纪事本末》。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故事。

他们所坚守的“价值”，正一点一点地被时间掏空。

毕竟，新的政治秩序已经确立，新的王朝正蒸蒸日上，“复辟倒退”已断无可能。顾炎武、黄宗羲早就看清了这个大势，所以，他们虽然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如同李敬泽在《小春秋》里所说：“‘大明江山一座，崇祯皇帝夫妇两口’就这么断送掉了，这时再谈什么东林、复社还好意思理直气壮？”他们自己选择了顽抗到底，终生不仕，却不肯眼睁睁断送了子孙的前程。连抗清英雄史可法都说：“我为我国而亡，子为我家成。”清朝皇帝也是皇帝，更何况是比大明皇帝更英明的皇帝，而天下士人的第一志愿，不就是得遇明君吗？康熙正是把准了这个脉，所以才拿得起放得下。面对士人们的横眉冷对，他从容不迫。

当这个新生的王朝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平稳过渡到乾隆手中，一百多年的光阴，已经携带着几代人的恩怨情仇匆匆闪过——从明朝覆亡到乾隆时代的距离，几乎与从清末到今天的距离等长。天大的事也会被这漫长的时光所淡化，对于那个时代的汉族士人来说，大明王朝的悲惨落幕，已不再是切肤之痛，大清王朝早已成了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入仕清朝，早已不是问题，潜伏在汉族士大夫心底的仇恨已是强弩之末。就在这个当口，乾隆祭出了他的杀手锏——开“四库馆”，编修《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认为过去朝代的书籍，有的濒危，有的绝版，有的变异，有的讹误，比如明代朱棣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总共一万多册，但在修成之后，藏在书库里，秘不示人，成为一部“人间未见”之书，在明末战乱中，藏在南京的原本和皇史宬的副本几乎全部被毁，至清朝，手里已所剩无几，张岱个人收藏的《永乐大典》，在当时就已基本上毁于兵乱。（流传到今天的《永乐大典》残本，也只有约四百册，不到百分之四，散落在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个机构中。）因此，搜集古本，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甚至重新刊刻），时不我待，用他的话说：“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乾隆觉得这事重要，批准了这个合理化建议，这一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

只有在乾隆时代，在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物质积累和文化铺垫之后，当“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才能完成这一超级文化工程（今人对“工程”这个词无比厚爱，连文化都目为“工程”，此处姑妄言之），而乾隆自己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工程将使他真正站在“千古一帝”的位置上。如果说秦始皇对各国文字的统一为中华文明史提供了一个规范化的起点，那么对历代学术文化成果全面总结，则很可能是一个壮丽的终点——至少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不易逾越的极限。在两千年的帝制历史中，如果秦始皇是前一千年的“千古一帝”，那么后一千年，这个名额就非乾隆莫属了。更有意思的是，乾隆编书与秦始皇焚书形成了奇特的对偶关系——在历史的一端，一个皇帝让所有的圣贤之书在烈焰中萎缩和消失，而在另一端，另一个皇帝却在苦心孤诣地搜寻和编辑历朝的古书，让它们复活、膨胀、繁殖，使它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原子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乾隆应被视为中国帝制史上独一无二的君王。

对于当时的士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纪念碑式的国家工程，因为这一浩大的工程，既空前，又很可能绝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无疑在一座历史的丰碑上刻写下自己的名字。这座纪念碑，对于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士人们，构成了难以抵御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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