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司马迁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报任少卿书》是中国史学泰斗司马迁答复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人,汉武帝时任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前91)秋天,太子刘据被江充陷害,于是怒杀江充而起兵,并召任安发北军协助他,任安受节而闭门不应。后来刘据事败而死,汉武帝却认为任安有二心,存心观望,立场不坚定,下令腰斩。
这时司马迁被腐刑已七八年了,复为中书令及太史,尊宠任职。因为两人有交情,所以写信责求他要推贤进士,积极为国家推举人才,隐约表露求他援救的意思,所以司马迁就回了这封信,说明他是刑余之人,不能推贤进士,无法进言借伸援手的苦衷。实际上也是借题发挥,写胸中块垒,以抒心中抑郁不平之气。后人就说:司马迁满腔的抑郁,发之而为《史记》,而作《史记》的满腔抑郁,发之而成这封信,所以识得这封信,便识得一部《史记》,因为他一生的心事,尽泄于此,所以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而信中反复说明,又委婉曲折,扣人心弦,令人一洒同情之泪。
全文大体可分六段:第一段是以概述来信的内容为发端,然后略述受刑的愤懑,以及未能听从进贤的原因,并述此时才答书的缘由。这段笼罩全篇可分三层,先述少卿来信,要他推贤进士,这是全篇议论的根由。再说明自己受刑身残,动辄得咎,说明他不适宜推荐贤士,点明全篇的主旨。最后才致回信稽延,又不得不回信的原因。
第二段叙受刑后的心情,表明不能“推贤进士”的原因。先论说君子,然后落实作者身上,末了才点出不能推贤的原因,层层推进,很有条理。论君子提出修身、爱施、取与、耻辱、立名,为全文的纲领,在并列中特别侧重后两项,以宫刑之辱,为终身所悲愤;着述垂名,为一生之寄托。
第三段是追叙自己受辱,正是推贤而贾祸,乃畅言李陵降敌的始末,以见事情的是非曲直。前一段语多低沉,气势微弱,这一段语多慷慨,气势凌厉。就君子五纲来说,是重在爱施和取与,但不便明言,所以没有点出,但他救李陵就是爱施和与人以德。
第四段是议论处理就死之道,及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就所提君子五纲,是再针对“耻辱者,勇之决”而发。一开始跟前一段一样,说明有些事是世俗之人所不能了解,所以无法跟他们谈的,惟有知己才能畅叙。
第五段畅叙抱负,想着书垂名,再发挥“立名者,行之极”的旨趣。一开始说明立言可以不朽,而立言者大多因为意有郁结,为自己的名山之业预作伏笔。连举八例,而对左丘明和孙子,更作发挥,因为他们身体亏残,和自己相似。然后落实到他自己的着作,从态度到体例,再说到自己的心愿,如书可流传,名可不朽,那就前辱可偿,万死无悔。
最后一段重申宫刑之辱,萦回于心,于是从俗浮沉,归结于不得推贤进士的心意。说自己辱及先人,寝食难安,外人多谤议,乡党多耻笑,写内心苦痛,而又不得遁隐,只得随俗浮沉。推贤进士之务,事有不许,适足取辱,再以“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以此慰友,亦以自励,一腔悲愤,至此阐尽。
读这封信,我们不但可以知道《史记》的写作动机,和司马迁的写作心态,对我们欣赏《史记》是很有帮助的。当然我们也由这封信,知道司马迁为撰写《史记》所付出的代价,也让我们了解所谓“死有重于泰山”,不只是轰轰烈烈慷慨就义而已。
就文章而言,气势壮阔,意旨凝厚,反复迂回,跌宕有致,最为人所赞美。清桐城派大家方苞说这篇文章:“如山之出云,如水之赴壑,千态万状,变化于自然,由其气之盛也。”这篇文章之气势,实得自司马迁满腔抑郁之气,于是能雄奇横溢,苍劲沉着、极阳刚之美;而又宛转顿挫,反复萦回,备阴柔之妙。所以人称之为“百代伟构”,曾国藩誉为“文家之王都”。
司马迁的抑郁之气,是肇因于受腐刑之辱,司马迁忠君爱国,崇贤尚义,而遭此大辱,就其个人而言,是何其不幸!但后世也因此才能在他的《史记》中,见其雄奇之气、诙诡之趣、顿挫之笔、跌宕之姿、呜咽之声、吞吐之致。
我们还可以从他的抑郁之气了解到:为什么历来宦官会擅权而残害忠良?会残暴而迷失人性?原来他们自惭形秽,意气难平,他们没有司马迁的才学,他们找不到寄托,抑郁之气没有出路,一旦大权在握,怎不弄得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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