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中国侠客消亡史》

历史故事《中国侠客消亡史》内容如下：

没有自由的环境和舒展的灵魂，自然就没有崇高的精神。那些高尚的情感、文化和艺术，也就没有了诞生的机会。但秦国的体制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极大的保护。

孟尝君随便杀几百人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只要敢拔刀，马上治你“私斗罪”。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秦国的体制内，儒和侠都是不被允许的，敢冒头就立刻削平。国家一定要对资源严防死守，丝毫不能外泄。

侠客没有战斗力，体制才有。

不得不说，嬴政太厉害了，那么多好东西，他全部收到自己囊中，连个招呼都不打，怪不得天下人都要和他拼命呢！

经过楚汉战争的摧残，秦国恢宏的体制轰然崩塌，刘邦在废墟上重建的汉朝，根本没有实力恢复秦国对资源的掌控。汉初江山只是沙滩上的城堡，虽然足够庞大，看似坚固，但也仅此而已。它的地基并不牢靠，因此，不得不和基层势力合作。这又是侠客的风口。

除了上文提到的朱家、剧孟之外，还有无数占地为王的大侠。他们说句话，门人就会不打折扣地执行，杀人犯法也在所不惜。这又是汉初的武林门派作风，他们倚仗武力掌控基层权力，并以此为根本，有些时候甚至能影响天下大势。

汉景帝时吴楚发动“七国之乱”，周亚夫带兵平叛。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奔赴洛阳，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大侠剧孟。剧孟也热烈欢迎王师，表达了合作的态度。从此以后周亚夫就放心了：“吴楚七国造反，居然没有拉拢剧孟，能成功才见鬼了。”大侠的威力有多么强大，由此可见。

可不久之后，大侠就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因为王座上的人变成了汉武帝，这是和秦王嬴政一样的“大杀器”。

汉朝最后一个有名的大侠是郭解，此人和前辈一样，艰苦、朴素、不爱财，但有无数人愿意为其效力。汉武帝要把各地豪强迁到茂陵，名单中就有郭解的名字。他很冤枉：“我都没有存款，凭什么让我搬家啊？”于是，他找到卫青帮忙求情。

汉武帝听卫青说完，冷笑道：“一个平民百姓居然能让大将军求情，说明此人不穷。”

是啊，一个平民百姓连县令都见不到，怎么能请到大将军卫青呢？

只有一个解释，郭解没钱，但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可以演化为权力。对于能和朝廷抗衡的人，汉武帝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马上动用更大的权力让他搬家。

郭解搬家时，有很多人前来送行。他们纷纷赠送路费盘缠，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万钱！而且郭解走后，他的门人随手就把县官杀掉了，原因是县官把郭解写入了搬家名单。

大汉不允许这种能人存在，不久后，郭解的家族被全部砍死。从此以后，汉朝再也没有登得上台面的大侠，侠客的黄金年代也彻底终结。

汉朝重新构建起恢宏的体制，把人民的生存空间再次压缩，大部分资源都被绑架到帝国的战车上，为南征北战服务。历史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汉武帝的命运和秦始皇是相似的。他们同样构建起“垄断”的体制，同样热衷于征服内外的敌人，同样在死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体制的瓦解。

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汉武帝死后，豪强士族逐渐崛起，他们撕开垄断体制的口子，和大侠一样侵占基层权力。这样一来，战国和汉初的侠客权力，又转移到了豪强、士族的手中。他们的自由精神和道德信义，也纷纷转移到士族成员的身上。归根结底，谁有权力谁自由。

当历史的进程走到此时，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什么事情了，豫让、荆轲的壮举也不可复制，世间只有曹植、王羲之的文人风流，而豪强、士族又有积极进入体制的意愿。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另一种现象：体制内也渐渐沾染了自由的精神、高尚的道德信义。

比如曹操。曹操少年时喜欢做侠客，经常快意恩仇，长大后步入仕途，又把这种任性自由的精神带入官场，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曹操的人生，不就是任性豪放的侠客吗？他以自己的精神气质，撑起了建安风骨的半壁江山。

比如祖逖。他少年时在家乡任侠使气，“永嘉南渡”时带着家族渡过长江，后来又组建军队，死在北伐的途中。还有桓温、王猛、长孙无忌……他们都有少年做侠客的经历，长大后又积极投身于家国大业。

侠客和士族合为一体，进入体制。我们经常说的“魏晋风度”“盛唐风流”，其实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体制不再是硬邦邦的机器，反而加入很多柔性的人文情怀，朝与野再也不分彼此。

进入宋朝后，中国历史开始出现分野。由于士族门阀被彻底消灭，朝廷的统治术再次提升，官府对资源的掌控也更加自如，留给体制外的资源更加稀少。有识之士，均以进入体制为荣。“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认知成为社会主流。但是由于自由空间的极度压缩，宋、元、明、清的官员们，再也难以出现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侠客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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