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人格与风范：“元和中兴”贤相裴度》

历史故事《人格与风范：“元和中兴”贤相裴度》内容如下：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开国明君，还是中兴英主，其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总是与一批贤明宰臣的辅弼分不开。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中央对割据藩镇的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号称“中兴”，而佐助这一中兴事业的着名宰辅就是裴度。

亲临前线，讨伐叛镇

宪宗元和初年，中央对闹事的藩镇采取了严惩不贷的方针。元和四年（809），朝廷更是派出近二十万大军围剿成德镇，最终也以师老兵疲、饷费不继而告终。因此，是继续伐叛、扫平割据，还是偃旗息鼓、容忍姑息，一直是元和一朝中央官僚内部矛盾的焦点。

元和七年（812），魏博镇发生内讧，田弘正被拥立为留后，向朝廷输款效诚。这是瓦解河朔诸镇联盟的一个绝好机会。此时，裴度已入朝，累迁司封郎中、知制诰。朝廷派他前往魏博宣慰抚纳。这位“劲正而言辩”、能“感动物情”的演说家，“遍至属州，布扬天子德泽，魏人由是欢服”。使还称旨，拜中书舍人，迁御史中丞，于是越来越受宪宗的信重。

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握兵不迎敕使，并且出兵劫掠，“关东震骇”。朝廷遂发宣武等十六道兵马讨伐，元和时最激烈的一场恶战由此打响。

元和十年（815）五月，裴度奉命去前线视察形势，归来后极力主战，并向宪宗详细分析了“淮西必可取之状”，从而坚定了宪宗的讨叛决心。

武元衡、裴度的积极主战，遭到了割据藩镇的切齿痛恨。他们先是行贿收买，继而公开威胁，但都不能达到迫使朝廷罢兵的目的。于是，“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裴）度”。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武元衡于早朝时被害于靖安坊。裴度亦于通化坊被刺，身中三剑，头部斫伤，因从人王义舍身救护才幸免于难。这一严重暗杀事件，使不少官僚吓破了胆，京城里人心惶惶。但是，裴度“以平贼为己任”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宪宗当即拜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甚急”。

裴度虽然得到了宪宗的支持，但面临的局势却十分险恶。首先是朝中有一大批主和派官僚日唱休兵之策，其中包括外朝宰相和号称“内相”的翰林学士，势力不容低估。在一次宪宗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俛语尤切。唯度言贼不可赦”。可见裴度已有孤军作战的危险。其次，在前线，监军与监阵宦官控制了指挥权，诸将互相观望，不肯力战；中央兵食供馈负担沉重，旷日持久的战争势必会给朝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些又给反对派以罢兵的口实，他们交章论奏，屡屡以“用兵累岁，供馈力殚”为辞。宪宗虽然不想中途撒手，但对前方战事的不顺利也是一筹莫展。显然，这时唯一的办法是迅速打破僵持的局面，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于是，裴度挺身而出，毅然请求亲往淮西督战，表示出“臣誓不与此贼俱生”的坚定决心。宪宗欣然同意。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的身份亲赴前线。临别辞行时，他向宪宗立下“军令状”：“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听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八月二十七日，裴度抵达郾城（今河南郾城）。他常常冒着被敌骑劫持的危险，到阵地前沿宣慰将士，视察战情。有一次，裴度正在观察军士筑城，叛军骁将董重质出骑邀击，多亏唐将李光颜、田布眼疾手快，力战拒之，才使裴度免遭毒手。裴度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的行为大大鼓舞了士气，将领们斗志高昂。裴度又奏罢在战场上胡乱指挥的监阵宦官。战争形势迅速向有利于朝廷的方面转变。裴度至前线督师仅两个月，就取得了淮西大战的胜利。

淮西的平定，不仅清除了唐王朝的一个腹心之患，而且使其他割据藩镇闻风丧胆。于是，裴度运用攻心战术，使人讽动成德王承宗，“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迫使他献出了德、棣二州。不久，王承宗死，朝廷调田弘正任成德节度使，调李愬任魏博节度使。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在裴度的主持下，朝廷平定了助纣为虐、反复无常的淄青李师道。稍后，卢龙节度使刘总也吓得主动让出了帅位，请求落发为僧，朝廷派张弘靖前往镇守。

至此，“自肃、代以来，河北割据跋扈之风，消尽无余，唐于斯时，可谓旷世澄清之会矣”。这在唐代藩镇割据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壮举。故史称“唐室中兴，章武而已”。而在这一中兴事业中，裴度置生死于度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

三起三落，声名远扬

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个大臣在阶级和时代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其政治才能和抱负能否得到施展和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皇帝的际遇。因此，君明而臣贤，可以演一出威武雄壮的剧；君暗而臣贤，却只能导致一场“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了。裴度这位“中兴”贤相的晩年就是如此。

自平定淮西以后，宪宗进取之志日衰，变得奢靡起来，裴度也逐渐被疏远。他“执性不回，忠于事上，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的赤胆忠心，反而成为奸臣皇甫镈陷害打击他的“罪证”，裴度因而被贬为河东节度使。穆宗朝，他又受到宦官魏弘简和大臣元稹的排挤；敬宗朝，他则受到李逢吉及“八关十六子”的构陷；文宗朝，他又受到牛僧孺、李宗闵的嫉妒。因此他三起三落，几度入相，又几度出藩。但是裴度在人们心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以至“凡命将相，无贤不肖，皆推度为首”。其声名远播于周边少数民族及外国，“时有奉使绝域者，四夷君长必问度之年龄几何，状貌孰似，天子用否”。因而，地方藩镇一有风吹草动或寻衅闹事，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便纷纷要求起用裴度。史官评价说：“用之则治，舍之则乱”，“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

裴度以垂暮之年，“累为奸邪所排，几至颠沛”，虽然不免有“危事经非一，浮荣得是空”的无限感慨，但他仍胸襟开阔，乐观旷达，在被贬到地方藩府任职时，还唱出“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的豪迈诗章。他时常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吟诗作赋，保持着高尚的情趣。至文宗开成四年（839）三月四日，裴度逝世于长安，时年75岁。这位生前不为奸佞所容的儒雅大臣，在去世后，他的文武兼备，他的非凡胆识，他的卓着功业，受到后人的敬仰，“天下莫不思其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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