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邓小平的家书》

历史故事《邓小平的家书》内容如下：

风雨飘摇的境遇沉浮中，爱与家的温暖最能给予人力量与信心。这封不过几十字的“家书”，是邓小平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纸短情长，不言自明的是这对相伴相依的夫妻，对彼此最深刻的了解与最默契的关爱。

三、

1969年，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很少写家书的老人为生活和子女问题给中央写了十来封信。在政治生涯低谷时期，党组织是邓小平最可信赖的亲人，遇到生活中的难题，他提笔向亲人倾诉。“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对邓小平说有事情找汪东兴，所以邓小平的这些信都是写给汪东兴的，由汪东兴转给毛泽东。

在邓小平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大儿子邓朴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大读书的邓朴方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和虐待，选择跳楼以示抗议，因救治不力，形成高位截瘫，留下终身残疾。到江西后，邓小平十分牵挂留在北京的儿子治病问题，不断给中央写信求助。

1970年10月17日，因得到通知说邓朴方将被送来南昌同父母一起生活，考虑到医疗条件，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恳切希望儿子能留在301医院继续治疗。虽然在邓小平的要求下，送邓朴方去江西一事暂时作罢，但不久后，邓朴方还是从301医院被遣送至北京市社会救济院，且身边无人照料。得到消息的邓小平心急如焚，于1971年2月3日致信汪东兴，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6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昌。从此，邓小平和卓琳在工厂劳动之余，全心全意地承担起照看邓朴方的责任。在照顾邓朴方生活的同时，作为父亲的邓小平，想尽一切办法让儿子振作起来，时常推着儿子去晒太阳，与儿子一起聊天，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拿给儿子看，帮助邓朴方鼓起生活的勇气。邓小平还鼓励邓朴方继续学习科学技术，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邓小平于1972年4月22日给汪东兴写信，再一次谈起邓朴方的治疗问题：“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6月27日，周恩来批示：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随后，中央同意邓朴方回北京住院治疗，至此，邓小平夫妇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在远离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为孩子治病、上学、工作不厌其烦地一次一次拿起笔，一封一封地给中央写信，这固然是一个父亲对子女、对家庭的牵挂与爱护，同时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中央保持一线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些信中，他反复表达了对革命工作的忠诚与坚定，多次提出“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就再没有写过家书。人们常说，邓小平的文章是说出来的，不是用笔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遇事总是先在头脑中缜密构思、深入思考，然后一气呵成、出口成章。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几乎不用修饰就是一篇结构严谨、思想深刻、语言流畅的经典好文章。从这个角度说，1993年1月3日，89岁的邓小平同孙辈们的一次聊天可以视作他晚年的一封重要“家书”。

晚年的邓小平很喜欢和儿孙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在这次聊天中，邓小平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到心中无愧，他对聚在一起的孙辈们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望着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他的思绪回到了7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他总结勤工俭学的经验就是“锻炼”二字：“在法国一待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

他对晚辈们寄予殷切期望：“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对后辈最大的期待就是本事无论大小，但要有家国情怀。要在大风大浪中去实践、去经受考验，把对小家的眷念凝结成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以责任和担当托举起大写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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