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心照不宣的纳谏游戏》内容如下:
贞观二年(628),秋雨已至,暑热未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联名上奏李世民,请求陛下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有哮喘病,确实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花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的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花费比汉文帝还多,哪里有资格做百姓的父母?”
贞观四年,李世民又对身边的侍臣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喜欢的,却是老百姓不喜欢的……朕贵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徵在边上接话,称赞陛下英明:陛下能够怜爱百姓,克制自己的欲望让百姓过得更好,而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但李世民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同样是在贞观四年,与说出上面那番自夸的话大略同期,他也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拆了,以示节俭,天下人交口称颂。如今又去重建,这算什么?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会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可以赐给贫民。虽然太上皇没有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却又要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
张玄素的挤对没留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房玄龄当然知道“方便朝贡”是个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士大夫希望君王寡私欲而好仁德。李世民善于纳谏、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论”与“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以弃巧利的圣君标准。不过,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在魏徵激赏张玄素阻止李世民营建洛阳的皇宫,有“回天之力”的不久之后,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突然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户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李世民称赞了戴胄的直言,并提升了他的官爵,也没忘了兴建洛阳宫,且极为奢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徘徊在物质欲望与仁德表演之间,李世民深受煎熬。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修筑。当屈从物欲而不顾一切把华丽的洛阳宫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的议论。最终,洛阳宫问题变成了一场闹剧。李世民痛骂了负责工程的官员,将其免职,然后狠心把刚刚落成的宫殿拆了。
这样的煎熬长期伴随着李世民。贞观六年正月,他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九成宫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三百多里,着作郎姚思廉觉得皇帝跑去那里,处理政务会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坚持要去,理由是自己患有“气疾”——李世民似乎忘了,贞观二年有大臣提议给他修一座避暑阁楼时,他的表演式回应是为了不加重天下百姓的负担,自己可以忍受气疾。当然,若真是气疾严重,倒也可以理解。只不过,李世民决定搬去九成宫是在正月,与需要避暑的气疾并无关系。他之所以想去九成宫,是因为新落成宫殿的居住条件远好于现在的寝宫。姚思廉的劝阻让李世民暂时留在了京城。三月份,长安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待到十月份,冬天将至,实在无暑可避,才回到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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