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古代花式官场应酬》

历史故事《古代花式官场应酬》内容如下：

“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童仆孰知恩。”晚清官员张集馨在其衙署里写下的一副对联，道尽了古代官场的应酬之苦。

应酬本是人际交往的正常方式，但在古代官场，应酬被视为与公务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事，过度的应酬便变了性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无官员敢不把应酬当回事，原因就在于公务做得好或坏，也许影响不大，但应酬稍有疏忽就有可能断送仕途。

古代官场应酬的范畴广泛，包括拜客、宴客、迎送接待、馈赠等形式。拜客是古代官场应酬的基本操作，也叫谒客，是建立官场关系的基础。拜客一般会去官员家中进行拜访，投上名帖（刺）后经通禀得到允许再进门拜谒。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有《谒客》一诗，描绘了“入门投刺吏翩翩”的场面。如果遇到逢年过节，行程安排紧张，一天要跑许多家，也有不进门，只投名帖的，也算尽了礼数。还有官员本人并不亲自前往，只让长随代为投帖的情况。

清代官场拜客风气极盛，特别是冠盖云集的京师，拜客的车马经常如龙似水，“途为之塞”。

更奇妙的是，如果你细心查看门簿登记的内容，会发现许多投贴拜访的人“多不相识，且所居极远”，颇有点“广撒网”的意味了。就算有的官员在门口贴上了“概不贺节”四个大字，也低挡不住别人投贴的热情，雍正年间的官员阮裴园便戏作“争门投刺乱如烟，历辘冲风亦可怜”诗，讽刺这样的情况。

官员新任也必然是要经历一场大规模的拜客，尤其是在不了解的地方，官员需要通过拜客掌握一些必要信息，熟悉当地官场的大小事宜。李伯元所着的小说《官场现形记》被誉为“一篇讨伐当时官场的檄文，把官场的丑恶罪状全都说尽了”，其中有一个叫随凤占的官员，他到蕲州任职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客。他“东也拜客，西也拜客，东也探听，西也探听”，短短三天内，将蕲州上上下下的事都打听得明明白白，甚至“把前任署事的一本账簿都打听得清清楚楚，放在肚里”。

关系建立起来后，就是通过吃吃喝喝继续维系良好的关系了。

明朝官员倪谦曾出使朝鲜，《朝鲜纪行》记载时间跨度从景泰元年（1450）正月初一起，至二月初三止。在这期间，倪谦途经28处公馆，近5000字的文字中，“设宴”二字出现了58次，此外，与“设宴”有所区别的“小宴”也有19次，有时一天内就要参加3次宴会，足见应酬之频繁。

古代官员多有文人身份，除了常规的拜客、宴客，文艺上，包括书画、诗文的交往也被视为应酬的一部分，尤其是名家的作品在应酬场上更为有效，所谓“酬赠诗”“酬应诗”大部分便是用于应酬。清代帖学大家，有“浓墨宰相”之称的刘墉，将自己的书法作品作为官场应酬的重要方式。

身处同一官场的纪昀、王昶等人经常收到刘墉赠送的作品。乾隆六十年（1795），纪昀妻子马氏去世，刘墉还特意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送予纪昀，以表哀悼与慰问。这类礼品既风雅，又蕴含心意，素来在古代文官之间十分流行。也许它们换不来实在的物资，但却是拉拢关系、获取政治支持的“利器”。

清嘉庆、道光年间，京城有“小官大做，热官冷做，俗官雅做，闲官忙做，男官女做之谣”，其中闲官忙做指的是一个叫周采川的官员，他的职位是仪曹，负责掌管礼仪，相对清闲。但他却“专以应酬为事，终日奔走不暇”，所以被嘲讽为“闲官忙做”。可见无论官职如何，在当时的官场上，应酬普遍被放在了无比重要的位置上。

作为官场一门重要的学问，应酬也有许多规矩要守。

应酬场上，官员的行头十分重要。但并不是任何场合都需要通过华丽的外装来展示体面，在其他情况的应酬中，反而需要一些破烂衣裳。《官场现形记》里描绘过浙江官场风气的一种奇怪变化，自从来了个“装清俭”的大官，浙江大小官员在外应酬“不是拖一爿，就是挂一块，赛如一群叫化子似的”，因为穿得破烂的一定很快就会“得差得缺”。掌握了这个“规则”后，官员们干脆就不理公事，专心在“穿”上下功夫，杭州城内估衣铺的破烂衣服、古董摊上的破旧帽靴都被一扫而空。买不到的官员怎么办呢？交情好的同僚可以互相借用，但凡遇上应酬场合，一定要穿上最旧的衣服，令人啼笑皆非。

除了潜在的“规矩”，还有的“规矩”被正式写入了公文。据《天咫偶闻》记载，王士祯在《春曹仪式》中写道：“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佥分举行。”可见当时在喜、丧这样的应酬场合，人们现在熟悉的“凑份子”被视为应酬的规矩，并凭金额多少判断亲疏。而以前的同僚进京，更是有细致的规定，不管对方是否升任，“原司掌印送一隶供役，佥分各三钱，治席公请”，如果宴会办不成，则以赠送盘缠或礼物代替。

深谙应酬“规矩”的人，在以前的官场几乎无往而不利。有人却因为不懂应酬，落得个凄惨下场。晚清官员、思想家、教育家欧阳昱曾听闻一个故事，苏州有一即用知县，意为遇缺即可补用的县令，按理说仕途应该是比较明晰的，只要有缺位便可立即走马上任。可他生性迂拙，不识应酬，等了20多年，“不惟无署事，并未得差遣”，到最后也是“孑然一身，典质俱尽”，钱财皆尽，生活无着，只好选择自尽而死。

对于朝廷来说，这样的应酬早已超出正常人际交往的范畴，成为一种弊政。尽管朝廷禁止官员借公务之机大吃大喝、奢侈浪费，但衙门之间互相迎来送往、大肆应酬的情况依然难以断绝，对官场风气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对官员本人来说，应酬也成为一种令人苦不堪言的沉重负担。

翁曾翰是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侄儿，后来被过继给翁同龢为子，曾任玉牒馆校对、内阁侍读等职，官当得不大不小。在他的日记中，官场应酬占据了不少篇幅，形式包括招饮、作陪、接场、预祝、听戏等等，有时一晚上还要赴多个饭局。翁曾翰在应酬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健康欠佳的他并不喜欢这样频繁的应酬，他曾写道“痔痛又发，两处应酬，颇觉惫甚”。其生父翁同爵屡次在信中劝他“在京能少应酬调养身体”，但身处这样畸形的官场之中，又怎能真正避开？

可悲的是，无人不知过度应酬的危害，却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主动“下沉”适应这样畸形的官场生态，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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