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湘人缘何总督两江七十余年》

历史故事《湘人缘何总督两江七十余年》内容如下：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卌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清光绪八年（1882），东阁大学士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前后接力，继往开来。到任后，他即在南京为前辈楷模陶澍、林则徐修建二公祠，并题写下开头这副楹联，以明履新心志。其时，离陶澍出任两江总督，已经过去五十二年。

陶澍是清朝第一位湖南籍两江总督，赴任在道光十年（1830）。有了陶澍破局之举，两江总督职位从此与湖南籍士大夫结下长久情缘：陶澍身后，湖南湘阴籍李星沅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接任。咸丰十年（1860），湖南湘乡籍曾国藩接过总督两江权杖。曾国藩去世（1872）三年，湖南新宁籍刘坤一先后又两次出任两江总督。在左宗棠到任前，与他慷慨唱和、砥砺并肩的义友彭玉麟已接力刘坤一，在这个位置上坐过一季。待左宗棠以赤诚心事恭谨任事，已经是第六位湖南籍两江总督了。

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因援越抗法事急而挂印回京，再任军机大臣，接替两江总督一职的是湖南湘乡籍曾国荃。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病逝于抗法援越前线福州，在他身后，两江总督又代有更替：刘坤一于光绪十六年（1890）、光绪二十一年（1895），再次两次出任（共计四次，次数最多、在任时间最长）。刘坤一身后，湖南隆回籍魏光焘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接任。到光绪三十年（1904），湖南浏阳籍李兴锐出任。李兴锐作为最后一位湖南籍两江总督，到任主事距陶澍于道光十年（1830）接印任事，已经过去七十四年。

从道光十年（1830）算起，到宣统三年（1911）大清终结，不过八十一年。湖南籍士大夫稳坐两江总督职位，前后竟达七十四年，人数也达九人之多，令人叹为奇异，历朝历代均十分罕见。后世因此流传猜测，两江总督自陶澍往后，已经被湖南人所把持，成了他们的“禁脔”，不容外省人染指。此说，聊备一格。

清朝赋税主要依赖南方数省。两江作为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是朝廷粮食与财税的支柱。道光、咸丰两朝起，中国八大行省被封疆大吏视作肥缺的首选是直隶与两江。直隶总督手持地方第一权把子，两江总督手握地方第一钱袋子。

两江手握地方经济命脉，经营好坏，直接关系朝廷安危，朝廷对总督人选自然要爬罗剔抉。比较可以看出，历任直隶总督多提携一些过眼云烟式的权臣充任，两江却始终由一些事功彰昭的重臣担当。

陶澍被道光皇帝起用做两江总督的最初动机，源于道光五年（1825）五月的那场十分常见的洪水。

江苏洪泽湖决口导致朝廷漕运阻浅，北京城面临空前粮荒，王公贵族举家慌乱。道光皇帝紧急下令安徽巡抚陶澍与江苏巡抚张师诚岗位对调，令陶澍接圣旨即迅疾赴任，以解决漕粮北运难题。

陶澍不同于道光朝常见的官场循吏，其人元气淋漓，充满理想跟情怀。五年江苏巡抚任期内，陶澍首办漕粮海运，空前成功。他趁势整肃吏治，改良民风，  加强治安，严惩讼棍，关心民间疾苦，救济灾荒，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令江苏面貌焕然一新。

陶澍最终能被朝廷委以两江总督重任，基于他办事霸蛮、敢于担当的精神。道光皇帝在圣旨中跟他交心的一段批文，可以得到答案：“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则不计及久远。朕所惧者在此，所恨者亦在此。欲求一堪膺重者，不可多得。”

其后李星沅继任两江总督，可以看作陶澍经世致用改革的延续。

到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时，情况跟陶澍时期已经大为不同。朝廷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锐意于经济改革，而是如何倚靠军事保全性命。

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三，咸丰皇帝几经犹豫，最终授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此时，曾国藩办湘勇已经八年。他出山带兵前，是大清礼部侍郎，从二品实职，八年仗打下来，他成了地方帮办团练大臣，空有从二品侍郎头衔，却没有地方实职。但朝廷任命他总督两江，与其说是出于皇帝的高度信任，不如说是四顾无人之后的孤注一掷。

事实证明，咸丰皇帝任用曾国藩总督两江，对消灭太平天国在政治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曾国藩本人军事战略、战术水平原本一般，但他的政治运筹才能超凡出众，尤其善于团结一大批能员、干吏，合作来成就大事。两江关联东南数省，腾挪跌宕地势开阔，足够大才施展本领。

刘坤一等人其后接任两江，延续的正是曾氏赫赫军功的余烈。

到光绪八年（1882）左宗棠总督两江，因时势迥异，跟陶澍、曾国藩出任的原因又大不一样了。其时，东阁大学士左宗棠在紫禁城内担任军机大臣已过七个月，当时实权已高于陶、 曾。左宗棠由内阁宰相、军机大臣外放为两江总督，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他已经完全习惯陕甘总督期间远离朝廷指挥的军事生涯，对在慈禧眼皮底下言听计从的请示、汇报工作严重不适应。

二是朝廷以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提出“海塞并防”的战略为由，令他在解决塞防危机之后，如期兑现中国海防战略，同时利用他如日中天的声望，对地方洋人在声势上造成一定震慑。左宗棠本人此时也有外放的想法。

总督两江的近三年里，左宗棠跟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共同勾勒中国海防蓝图，其功效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他统筹楚军将领，将二千余法军从台湾打跑，成功护卫宝岛不被法国占据。抗法援越战争中，左氏部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场正面战场中的对外战争胜利。

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逝世。刘坤一、魏光焘、李兴锐三人，秉承左宗棠遗绪，在总督两江期间，立足海防，着眼外交，抵御外战。湘军事业在左宗棠收复新疆后达到巅峰，湘人自然被朝廷看成国防的屏障。

凡事皆有盛衰。老子说：“物壮则老。”又说：“器满则倾。”这两句话不幸在湘军后期应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由刘坤一统帅、魏光焘指挥的湘军将士在牛庄陆战时被日军彻底打败，湘军神话一夜之间光环破灭，湖南籍士大夫由此失去继续总督两江的本钱。大清王朝因失去湘军依恃，在残阳夕照中急遽坠入薄暮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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