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只说“半真话”的老油子》

历史故事《只说“半真话”的老油子》内容如下：

作为当时的贤能之士，贡禹不可能不知道刘奭有优柔寡断的毛病，不可能不知道奸佞正在当权。但作为明哲保身的圆融之辈，他内心里想必知道说了没用，反而可能惹来祸患，不如不说。又为了有尽心尽力之名，他便选择性地说出真建议，使自己既能安其位，又能全其终。

历史的演绎，往往令人遗憾地证明，贡禹们选择性说真话的决断至少是明智的。

比如大患之一的“优游不断”。这一点，刘奭在当太子时就显露出来了。后来也证明，这种性格导致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失当失断，是西汉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宣帝刘询曾在公元前53年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但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是居最高位的皇帝，臣子想要改变他的性格，可能往往如鸡蛋碰石头。所以，贡禹选择不拿他的性格特点开刀，至少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再比如“谗佞用权”。当时的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代起就长期执掌中枢机要。刘奭即位后，常常生病，就想找个人托付大政。他觉得石显长期担任要职，又是宦官，无外戚党羽，又精明能干，可以信任。朝廷大小事宜居然都通过石显来转奏，再由皇帝裁断。石显就在无形中成了事实上的二皇帝了，即权倾朝野。问题是，石显这个人虽然“巧慧习事”，却心肠歹毒，睚眦必报。于是，朝中形成忠奸两派，相互斗法。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叙述完这一段史实后，忍不住又来了一段“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在司马光看来，刘奭真是令人搞不懂，居然这么容易受欺骗而又难以醒悟。他认为，即便是只有中等智商的君主，也会情绪激动，勃然大怒，然后给奸佞之辈以惩罚。刘奭却没有，他这优柔寡断的毛病，正是奸佞之臣肆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由此看来，80岁的贡禹，曾经沧海，怎么能看不出当时的大患，又怎么能不知道这大患其实无法改变？倘若他真犯颜直谏，虽不会被刘奭惩处，也会被奸佞如石显者借用刘奭之手玩死。于是，选择性地说真话，便成了贡禹的现实选择。

然而，即便是用中国士大夫所秉持的传统价值观念来看，无论是“文死谏，武死战”的信念，还是“为人臣，止于忠”的守则，贡禹都不符合传统士大夫担负治平大任的标准，只能算是一个苟且偷生的圆滑之徒。

事实上，石显担心天下学人讥谤自己，便对贡禹“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后来又把贡禹推荐给元帝，越过九卿，直接当上了御史大夫，对贡禹“礼事之甚备”。此事对石显而言，是处心积虑玩阴谋诡计，以取信于刘奭，同时也想以此改变天下学人对自己的印象。对贡禹而言，却是与奸佞达成一种默契，失了忠良本分，这倒与其选择性说真话的圆滑一脉相承。

贡禹的故事令人嗟叹。倘若贡禹当初能“先其所急，后其所缓”，向刘奭直陈所急，历史也许就会产生正向的“蝴蝶效应”，他或以其言其行而名标青史。历史自然不容假设，贡禹也成了一个反面教员，警示人们，凡事明哲保身，看似明智之举，实为担不起重任，也注定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禄蠹之辈。相反，恪守忠诚，恪尽职守，敢说真话，敢陈直言，历史或许就会发生改变。即便担心说真话有危险，但在大义与大道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贡禹的故事从另一个方面也警示我们，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有没有说真话的氛围，也取决于这个地方、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有胸襟，真的想听真话，而不是当叶公，则什么样的逆耳忠言不能听到？倘若心胸不宽广，一旦下属某句真言，刺痛了领导干部心里的脓包，局面可能很尴尬，甚至后果会很严重。只有那些忠诚的诤友，才无惧风险，敢于说出真话。

除了胸襟之外，领导干部还得有智慧，方能明察秋毫，不会被各种所谓的真话忠言所绑架。有雄心，有胸襟，有智慧，又虚心纳谏，如此才能营造说真话的良好氛围，同时更能对各种意见建议择善而从，又何愁一地不能得到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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