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孔子真假有几分》内容如下:
如果孔子穿越到清末至二十一世纪的这一百多年,他一定认不出自己。
在各地文庙,孔子是天上下凡的文曲星;在康有为看来,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要“打倒孔家店”,“新儒家”则痛心于孔子蒙尘,文脉断绝,国将不国。
“文革”时期,孔夫子陪绑成为“批林批孔”的对象,似乎永世不得翻身。没想到二三十年来,孔子及背后的“传统文化”突然开始吃香,连各路骗子都要借“孔子热”分一杯羹。
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太多人和政治流派把孔子当作一个符号,使他成为一个“箭垛式人物”,投射着个人欲望和时代风向。
我们先从两种熟悉的关于孔子的叙事说起,一种是圣化孔子,一种是矮化孔子。比如,关于孔子小时候陈设俎豆祭祀的故事,钱穆先生的解释是孔子生在贵族家庭,亲戚中有不少贵族,“耳濡目染,以礼为嬉,已是一士族家庭中好儿童”。大概是说,孔夫子小时候就是好学生,好礼乐学,是个“圣人胚子”。而在1974年出版的《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连环画里,作者如此描绘:孔老二念念不忘自己是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从小迷恋贵族老爷的生活,喜欢用小碗小盘做祭器,学着向贵族祖宗磕头行礼的玩儿。活脱脱一个落后分子形象。
太过神圣的孔子,估计大部分人心里是犯嘀咕的;处心积虑开历史倒车的孔子,也不会有多少人信了。正如李零的《去圣乃得真孔子》所说,他愿意本着“一个学者的良心”,说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孔子没有把自己当圣人,也不是泥古不化的复辟分子。
在孔子的青少年时期,更有名的事件是他听说鲁国大贵族季氏办宴会,腰上扎着麻绳就去了,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赶了出来。这事应该对孔子刺激很深,司马迁专门在《孔子世家》记了一笔。这给后世的圣人门徒带来了大麻烦:作为天生圣人的孔夫子,怎么可能在给母亲守丧期间参加宴会呢?这不是打自己脸吗?
孔子被阳虎逐出,遭受羞辱,但没有刺激他走上“革命道路”,反而让他更加发愤向学。孔子的心理状态大概是,“你们觉得我不配当士,我就要证明,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更符合士的标准”。
把孔子还原成具体的人,其实并不足以引起大家的兴趣,或者说,不足以引发大家长久的讨论。他身上应该还有某种特质,足够丰富,甚至足够矛盾,供人从不同角度解读、发展和利用。
先从孔子从政最大的事件“堕三都”谈起。孔夫子从鲁国首都市长,一年之后直升为司空,又由司空升为大司寇,成为鲁国的头面人物,声望日隆。他开始着手解决鲁国的老大难问题,就是大贵族“三桓”和鲁国君主的封地矛盾。
孔子的做法是推动拆分三家大贵族各自的封邑,也就是把“三都”的高大城墙都拆掉。利用“三桓”和各自家臣的内部矛盾,孔子顺利拆除季孙氏、叔孙氏的封邑城墙,但在孟孙氏那里碰了钉子,鲁定公亲自带兵攻打,也无功而返。
虽然按照《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后来又升了官,“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但《鲁世家》《十二诸侯列表》记载,孔子这时候应该是离开鲁地,周游列国去了。前者是司马迁根据零散资料和传闻编撰而成,后者由各国官方编年史整理而得。年代问题后者更可信。
孔子的治国理念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安顿好各个阶层,不走极端。这一套概括成十六字真言:贵族本位,差序格局,上反专制,下反民主。
但实际推行起来,面对贵族分立的鲁国,他做的“堕三都”,背后还是削弱贵族势力,加强君权。我们假想,如果孔子的政策推行顺利,压制一切贵族,汲取鲁国民力。几代之后,鲁国真强大起来,争得了“战国七雄”的头名,但这肯定不是孔夫子所希望的理想世界。
办学也是孔子的一大事功,出仕和周游处处碰壁后,孔夫子更多投入到民办教育的事业中。史载孔子弟子三千,有突出成绩的贤人七十多人。按说这是孔子事业的生力军,上可匡扶天下,下可管理众民。
但实际上,孔子“有教无类”、扩大招生的一大影响是,那些出身不高的学生也有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用一个不够中性的词语来说,这叫知识或统治技术的“下沉”。这些足够听话又便宜的士人后备军,将带来统治阶层的“内卷”,开启一个没有底线却异常活跃的战国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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