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规则与规矩》内容如下: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访问英国。其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组织阁僚为李鸿章踢了一场足球。看台上,李鸿章问索尔兹伯里:“众人踢一个球,何不一人一个?”首相回答:“这是规则。”李鸿章不解,说:“下人看主人踢球,不合规矩。”
显然,这一问一答,透出文化不同,认知不同现状。李鸿章讲“规矩”,索尔兹伯里奉“规则”。两者之间,既有相通之处,也有质的不同。前者重人治,后者重制度,中间的鸿沟,一时难以逾越。
事实上,不同文化之间,对规则与规矩的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文化,也会因一个人的地位、视角与阅历差异,对同一事物做出不同判断。陈康祺《郎潜纪闻》载,乾隆四十年(1775),和珅入职皇家銮仪卫校尉,也就是给皇帝抬轿的轿夫。
按规则,轿子里的皇帝,与抬轿子的轿夫,有实质性交集的可能性,几同火星撞地球。一天,乾隆出巡山东,途中有侍卫急匆匆跑到轿子前,说云南急报,一个罪犯越境跑到缅甸去了。时清缅之战正酣,乾隆很生气,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如果守规矩,和珅应该与其他轿夫一样,做茫然状,以衬托乾隆的英明与伟大。问题在于,才华横溢的和珅注定了与众不同。此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 中,对“季氏将伐颛臾”的剖析,一如此情此景的人设。和珅脱口而出,“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
史载,乾隆一问,和珅一答,开启了君臣二人共同颠覆治理规则、我即规矩的进程。陈康祺感慨,和珅“设稍感激知遇,持盈保泰,移其封殖自利之谋,以协赞军国,其功名福泽,岂在郭汾阳下?”视规则如具文,我即规矩,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
窃以为,当个人意志为“珠”,规则即“椟”;当私利为“实”,规矩则“避其名”。况且,和珅一类官场戏精,对别人讲规则,对自己讲变通,玩的就是两套标准。可悲的是,和珅肆意践踏规则,我即规矩的得意之作“议罪银”,却深得乾隆帝嘉许。
在坚持规则、固守规矩这一点上,乾隆跟春秋时期的韩昭侯比,真差着一个档次。《韩非子》载:“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
按一般人的理解,韩昭侯醉而寝,管加衣的官员不在,管戴帽子的官员给盖了衣服,本是好事。但是,规则是各司其职,不能突破。典冠者干了典衣者的事儿,往小里说,是越位;往大里说,是乱政。韩昭侯“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
以此,绳轿夫和珅与乾隆帝,其高下立见矣!轿夫回答乾隆之问,是突破了规则。显然,轿夫的职责所在,是保证皇帝安全,而不是解惑答疑。按韩昭侯之论,“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即使和珅满腹经纶,也难逃不守轿夫“规则”,犯有越位乱政之罪。
在李鸿章看来,不在典什么,而在为谁典。朕即天下,则规则与规矩,皆出于朕;权力在民,则索尔兹伯里阁僚,球场守规则,职场囿规矩。独韩昭侯“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之议,令李鸿章不解,何与索尔兹伯里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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