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奏折与赌局》内容如下:
第一道是张鹏翮、赫寿的结案折,大意是:“噶礼参劾张伯行指使证人、诬陷大臣及私刻书籍、诽谤朝政都查无实据,张伯行参劾噶礼受贿出卖举人功名之事也属虚妄。但张伯行心性多疑,无端参劾总督,造成督抚互劾,江南大哗,照律应予革职。”
第二道是安徽巡抚梁世勋奏报调查证人陈天立死因的结果,折中说江南刑狱官员,上自臬司,下至州县提点刑狱,几乎都是噶礼的亲信,消息封闭甚紧,难以确定究系自杀还是灭口。
第三道是张伯行的本章,措辞激烈:“科场舞弊,名声狼藉,大江南北,众目关注。噶礼仗势受贿卖官,民愤极大,若不按律严惩,江南民心何托?”
第四道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密折,报说张鹏翮二人已经起身往福建,但扬州民心未定。
所谓“民心未定”是什么情况呢?扬州百姓听说张伯行将解职,纷纷罢市,数千人围集公馆,哭声震天,苏州等郡,也相继罢市。
康熙的底气
康熙反复斟酌了四道分别以题本、奏本和奏折上呈的本章,决定将张鹏翮的本章留中,并将原钦差撤回,另外再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为钦差,重新审理此案。
穆和伦和张廷枢知道,真把案子翻过来,是要得罪一个尚书和两个总督的。再说,天心难测,谁敢保证皇上不改主意呢?且敷衍一下试试,即便错了,料想皇上也不至于为了个张伯行去治三个尚书两个总督的罪吧?
于是,穆和伦和张廷枢做出认真复审的样子,实际上却是基本维持原审意见,仅仅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
张伯行给康熙上了最后一道奏章:“科场舞弊只惩从犯,不惩首恶,难抚江南人心。朝廷王法不治封疆大吏,此风若长,大清朝刑律将名存实亡。”
康熙认为,钦差的话不可信,总督的话不可信,下令把此案的全部案卷、奏章调京亲自审阅。把所有人犯、佐证的口供详细看过后,他很快发现了问题,泾县知县陈天立是在重镣监禁下自缢身死的,但既没有仵作的验尸佐证,又没有狱吏的详细报告,显然死因不明。李奇是活着的唯一重要证人,却又于半年前充军新疆了。其余口供,虽大体一致,但仔细分析却有若干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而张伯行的几封奏本,却始终如一,理直气壮,言之有据。
康熙在案卷上批示道:“江南科场一案,督、抚互参,钦差寡断。然是非曲直自有公断,令九卿、詹事、科道共同会审,澄清其中不明之处。”
六部、九卿会阅了全部案卷,更加犹豫了。如果推翻原议,无异于开罪了三位尚书、两位总督。官场积习,虚与委蛇,康熙所寄重望再次落空。
康熙因有李煦等人不断密折奏报,对整个案件原委以及各种议论知之甚详,接到审理结果,不觉长叹。案件三上三下审了一年,这样结案公理何在?天下民心如何平顺?
更重要的是,由于公、密两个信息系统奏报及时,康熙对真实情况了然于胸,如果不能实事求是、激浊扬清,岂不成了昏君?康熙将全体臣僚召至乾清宫,亲自颁宣旨意:科场舞弊人员一律依法处决,不得宽怠;噶礼受贿纵容舞弊,着即革职听参;张伯行忠贞秉正,即留任原职,日后再行升赏。
两天后,康熙的圣谕被八百里加急传到了江宁,沸沸扬扬的科场大案终于结束。
在这一科场案件中,李煦的奏折起到了以下作用:便于皇帝及时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全面知晓与事件有关的舆论民意、准确掌握任事官员的能力操守。李煦给康熙上了十四道奏折,加上江宁织造曹寅的六道奏折,直接为科场案所上的奏折总共二十道。比整个案件的题本、奏本的总和还要多。如果没有这些奏折,康熙最后决断的依据就没有这么充分,决心也不会这么大。
奏折可能改变事件的结局,甚至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当然,好的奏折一定是智慧的结晶,并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写给合适的君主。否则,奏折就成了赌局,成了立功、立德、立言甚至立命的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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