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鼠疫催生新中国六大生研所》内容如下:
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被彻底扑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防疫第一战,取得圆满胜利。从接到察哈尔省的疫情报告到宣布彻底扑灭,仅用了一个月零几天,即使新中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
“六大生研所”格局的形成
察哈尔鼠疫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被扑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防疫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察哈尔的鼠疫只不过是众多传染病的冰山一角。
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肆行无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危害甚烈。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报告说,当时,“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传染病如此之多,流行范围又如此之广,而当时的医疗条件又非常之差,差到很多县连一所公立医院都没有。人民看病,全靠民间医生。要战胜传染病,当然要加强医院的建设,但光靠收治,即使有再多的医院,也是被动的。要打主动仗,唯一的办法是加强预防。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全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六个大区各建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专事研制疫苗等防疫用品,形成了“六大生研所”的格局,同时在县以上行政单位均建立了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自此,我国便有了完整的疾病预防体系。
“六大所”中,北京所的前身就是天坛防疫处,卫生部赋予它的任务是“以研究为主”。事实上北京所是六大所的龙头,担负着人才培训,起草条例、规程的重任;长春所以东北卫生技术厂为基础组建,是东北地区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研究中心;兰州所则是从头做起、白手起家,从1953年开建,一直到1957年才建成;成都所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也是一个调集全国优势力量建成的新所。1957年,成都所首先投入卡介苗生产;上海所成立之初只有不到3000平方米的厂房,后搬迁到延安西路(原美国海军的哥伦比亚俱乐部)才有所改善。由于上海私营企业众多,经过整合,上海所逐步壮大,形成了一个人才仓库,光是一、二级教授就有十来人,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调到兄弟所作为技术骨干,为新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做出了贡献。
武汉所:建成“东亚第一楼”
武汉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筹建的。因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生物制品机构,所以没有历史遗产可以继承。找谁来筹建呢?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从上海找到了杨永年教授。他是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着名专家和奠基人之一,有留日、留美的经历,曾担任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率队带着药品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
武汉市提供了好几个地方供杨永年选择,他转了一圈下来,最后选择了武昌沿江大道的一块地方。他觉得这里紧靠长江,从水路运输比较方便,另外与繁华市区有一段距离,可减少污染。武汉所于1950年动工兴建,次年6月主体工程竣工。这是一个综合配套的建筑群,建筑面积9025平方米,生物一楼、生物二楼、生产辅助楼和行政楼用天桥相连,浑然一体。一块块保温隔热的双层钢化玻璃占据墙面,室内宽敞明亮,地面是带花纹的白色水磨石,还安装了电梯。大小工作间、冷库、超净台、无菌室安排得科学合理。竣工时,着名微生物学家林仲杨和陶三明专程从上海赶来参观,惊叹地说:“只有在欧洲才能看到这样的生物大楼。”来武汉参加援建的苏联建筑专家称它是“东亚第一楼”。
武汉所的基建经费国家拨款才170万元,杨永年凭什么像变魔术一样,变出这栋楼?这是因为他以前工作期间,认识了很多洋行的人。武汉解放后,在汉口江汉路的很多洋行怕被“共产”,便匆忙处理剩余货物。杨永年趁机低价购买优质建材,包括意大利的瓷砖,德国的水龙头,英格兰的门锁,法兰西的灯具,印度的红木等。研究所建得这么“豪华”,可170万元预算只用了70万元,剩下的钱购置了进口的显微镜、离心机、冰箱、干烤箱等设备,基建完成即可展开工作。
原武汉所所长、研究员周坚对杨永年深怀崇敬和感激之情,他说:“杨永年把先进理念引进来,造出来当时号称是‘东亚第一的科研大楼。这个楼建筑结构非常好,到现在所有的墙、门、窗都不变形。当时整个楼的通风、空调都是中央空调,在20世纪50年代来说是很先进的。在这里,冬天可以穿单衣、穿无菌衣进无菌室操作。”
除此之外,杨永年还从上海、江西招来了30多人。这些人成为武汉所的骨干,如江先觉成为全国知名的疫苗专家,是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的主要研制者之一。
自此,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建立一一完成,这标志着新中国在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发和生产上有了“国家队”、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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