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为什么一口锅的大小属于国家机密》

历史故事《为什么一口锅的大小属于国家机密》内容如下：

一、

着名的“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这两件青铜器都是商代的。它们在青铜器中非常有代表性，司母戊鼎最大，四羊方尊最为精美。

司母戊鼎高一米三，长一米一，宽近一米。你现在可以大致比划一下，司母戊鼎比单人书桌还要大很多。

“鼎”这个东西，原本是一种锅，上面的大肚子用来装食物，下面竖着几条腿是为了在锅下放柴火加热。我们今天去饭馆里点个锅仔吃，那种锅仔下面带有支架的酒精锅，构造就很像鼎。

可如果是锅的话，干吗做成书桌那么大啊？

如果说食物太大，切割开烹饪不就可以了吗，干吗需要那么大的锅呢？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制造这种超大型的青铜器非常困难。因为青铜汁在灌入模具的时候会快速冷却，如果青铜器太大，后面的青铜汁还没有灌完，前面的青铜已经冷却了。这样做好的青铜器会有裂纹，容易断裂。商周人采取了一些高超的技术手段，才制成了没有裂纹的大型青铜鼎。至于到底是什么技术，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完全破解。

总之，古人花费了大量的成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技术困难，造了那么一口大锅，总不会是为了做饭省事吧？

当然不是，司母戊鼎并不是炊具，而是“礼器”。

所谓“礼器”，就是在祭祀仪式时使用的专业用具。我们今天为了祝贺结婚、开业所送的那种一人高的花篮，也可以说是一种礼器。

司母戊鼎是商代进行宗教仪式时用的礼器。古今中外的宗教，都有给神灵献祭食物的习惯。献祭食物需要炊具，久而久之，原本是炊具的鼎就变成了仪式的一部分。司母戊鼎就是专门为祭祀制作的，已经没有烹饪的功能了。

中国古人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制作成本很高的“礼器”上。

有这个必要吗？

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都很看重宗教祭祀。统治者以神灵的名义告诉大众：只要听从统治者的命令，服从社会规范，就可以获得神灵的保佑，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假如大众相信这番话，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省掉大量的管理人员，统治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这就是为什么商代的统治者要不惜血本铸造司母戊鼎。

统治者们的宗教仪式规模越庞大、用具越精美，它对大众产生的精神影响就越强。相应的，能省下的管理费用就越高。所以铸造不能吃也不能喝的青铜鼎看上去是在浪费钱，其实是在给统治者省钱。

大型的鼎耗资巨大，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铸造，久而久之，大鼎本身也成了王权的象征。在周朝，鼎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周王室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代表天下九州。其他诸侯、大夫按照相应的级别，只能用七鼎、五鼎、三鼎等等。直到今天，“九鼎”这个词还用来指代王权。

春秋的时候，一次周王派使者去见楚王。楚王看似闲聊地问使者：“周王的鼎有多大、多重呀？”使者一听这话就毛了，生气地对楚王说：“周王鼎的轻重，不是你能随便问的！”

使者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呢？因为鼎是王权的象征。楚王向使者问鼎的大小，就相当于在问：“皇帝的龙袍是什么布料做的呀？皇冠戴上去舒不舒服呀？”表示他有不臣之心，是非常挑衅的行为。

因为这个典故，诞生了“问鼎中原”这个成语，表示有在中原称王的念头。另外还有个成语叫“定鼎中原”，意思是已经征服中原，在中原建立王权了。

二、

鼎是国之重器，我们再多说两句。

如果你看到周代的鼎，会发现它和商代的司母戊鼎有明显的区别。商代的鼎造型非常硬朗，多用直角。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些张牙舞爪的怪兽，露出狰狞的面目。

周代的鼎不同，改直角为圆角，鼎口是圆的，肚子也是圆形的。上面的装饰很少再有狰狞的怪兽，而代之以柔和的曲线。

简单地说，周代的鼎，造型少了很多戾气，更偏向圆润儒雅。

表面上看，这只是审美上的变化，实际上，这更是国体的变化。

前面说过，鼎其实是王室用精神手段管理臣子和国民的工具。商鼎刻满了狰狞的怪兽，这个思路和原始部落用怪兽的形象装饰盾牌、面具如出一辙——用恐怖的形象恐吓对手。

商王朝用这招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周朝就不能用了。周王室把天下分封给了自己的亲戚，对自己的亲戚怎么能靠恐吓来管呢？

在我们今天的家庭里，亲戚们一同生活，互相帮助，靠的当然不是暴力和恐吓，而是血缘和感情。周王室也是一样，希望能靠王室的血缘和感情来维系统治。

但是，光靠血缘和感情还是有缺点。

在分封制下，诸侯的产业可以继承。那你想，第一代诸侯和王室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大家感情还不错，可第二代、第三代呢？年代越久，诸侯和王室之间的血缘关系越远，亲情越淡泊，这王室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周王朝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叫作“礼制”。

“礼制”，简单地说就是一套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规矩。我们看古装电视剧，大臣见了皇帝要三叩九拜，儿子见了爹要恭敬行礼，逢年过节全家都要祭天祭祖，这些都属于礼制。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礼制”似乎既繁琐又迂腐。大臣上朝有事儿就直接说呗，你每次都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搞那么多形式主义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礼制”的本质，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指定一种秩序，这是一种比暴力更高效的统治手段。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走在马路上，手里拿着一个垃圾，附近没有垃圾箱，如果把垃圾随手扔在地上，对你来说是最省时间、最省体力的做法。现在马路上也没有戴红箍的卫生稽查员了，就算你真的随手扔垃圾，也不会有人冲上来罚你的钱。对你自己来说，随手扔垃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是这么好的事情，你很可能不愿意去做，反倒要走一段路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了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相反的事呢？

是“不能随地扔垃圾”这条道德守则。假如社会没有这条守则，而是靠暴力机关来维护环境卫生的话，那国家就要掏出一大笔钱来养“卫生稽查员”，又掏一大笔钱养更多的环卫工人，最终的效果也不会很好，在看不到的角落里肯定还会堆着大量的垃圾。

类似情况，我们生活中还有“公交车上要给老人小孩让座”“买东西要排队”“不能破坏公物”等等道德守则。有了它们，国家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没有了它们，社会早就乱作一团了。

在古代，道德守则的作用更加强大。

鼎作为“礼器”，看似毫无用处，却能成为“国之重器”，原因也在于此。以鼎为最高代表的礼制，是西周统治中国的一大法宝。

（摘自《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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